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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 深港書評 2011-08-21
《80後的生存與生活》 健吾、周志煌 編著 香港CUP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彭礪青（圖書館職員，香港）
80後的生存狀況及期待
在香港80後的社會運動中，我們看到一種溝通的要求，這並不表明香港80後比內地80後強，卻暗示著一種分享及解決問題的契機，相信這也是兩位編者出版本書的目的。
近兩年來，香港關於80後的書籍忽然多了起來，然而大多是關於本土80後，對於內地80後問題則不甚了了，《80後的生存與生活》剛好彌補這一缺失。本書有兩位編者，一位是香港80後專欄作家健吾，另一位是生活在北京的80後周志煌，恰好覆蓋香港及內地。而書名《80後的生存與生活》的“生存”與“生活”，卻令人聯想到心理學家馬斯洛的人類需求層次論。當然，我們不可把馬斯洛的理論硬套在不同的情境里，但馬斯洛對於人類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等分成層級的見解，卻又道出了人類基本需要的某些共性，一如書中所反映的80後所面對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並不難解釋，所謂生理需要就是吃得飽，所謂安全需要就是住在較理想的環境，所謂感情需要就是成家立室，這都可被視作有步驟的進程，但是這些簡單的願望往往甚難實現。這不單是源於職業市場對晉升階梯的限制，亦因為中國近幾年來在物價、房價等方面的飆漲，然而僅只討論經濟問題無法瞭解問題背後的症結。80後最大的特點是他們擁有比上兩代人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如排山倒海地接受西方文化衝擊，使他們比上兩代人對社會有更多的要求，也因為滿足不了要求而感到格外失落，或者以為自己已經在高等教育和卓越的工作表現中裝備好自己，卻依然在職場上跌跌碰碰或解決不了生活的問題。
最好參考書中的80後例子，書中各章都因應不同問題而取了不同名稱：第一章《給我一個家》涉及蟻族或蝸居等居住問題，第二章《我們該怎麼努力》討論專業教育與就業需求脫節的問題，第三章《男人要什麼？三十而立！》重新審視成年男性的角色問題，第四章《邊一個發明瞭婚姻？》針對80後的婚姻生活，《問問心，你準備好做父母了嗎？》則關注80後的生育和對下一代教育。最後一章卻回到香港80後青年的自述，仿佛與前面幾章作對比，這些80後青年都是健吾的朋友或他自己，內容與前幾章相比明顯地突兀。不過，單就本書大部份內容來看，亦不失為珍貴的社會記錄。
《給我一個家》觸及許多北漂、海漂甚至廣漂的例子，必須說明一下，這些“80後”青年大多是從鄉縣出城求學、打工，城鄉環境的懸殊造就了他們在畢業後求職和就業方面的壓力，在生活上房屋成了最直接的問題。《我們該怎麼努力》一開始就討論“被擴招”和“被就業”的問題，在在反映出大學教育有跟隨潮流和市場走的趨勢，不單不能追趕上變幻無常的就業市場，還無法為就業市場提供適當的大學專才，如幾年前流行的IT專才教育現在已變成不吃香的職業了，而被學校“就業”的大專生也不能憑借這些蒼白的履歷謀得一工半職。而第一章告訴我們，即使就業了，這些脆弱的職位永遠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尤其是不斷飆升的房價，我們反而應該思考為何80後的職位大多如此脆弱，甚至連個人生活也不能保證。
處理大量個人故事，本書沒有令真實經歷變得“個案化”，卻以充滿時代感卻不失雅正的文字，以平實不華的筆觸，道出“他們”的困難，讓他們的故事變成有血有肉的“生存境況”；每章結束處的《編者按》以分析豐富這些故事的社會意涵，而不致淪為“秘辛”式敘述，也不會變得學術性過濃。《80後的生存與生活》可讀性高，對處於人生交叉點上的“80後讀者”，尤其深有同感，書中困境就是每個進入社會的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從居住、履歷、家庭、婚姻到身份角色和社會地位，既關乎個人又關乎社會；而內地的80後既是改革開放下成長的一代，又是計劃生育下成長的一代，他們成長時產生的孤獨感和在面對社會的掙扎與別的年齡群體對比下又顯得格外突出。
現代社會的無根特性與社會經濟變革同樣衝擊傳統社會的倫理觀，在我們這個世代，討論“三十而立”這句《論語》的話，多少與我們的生活格格不入，而堅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話更顯得有點奢侈，第三章的《編者按》亦引用調查資料說明，超過一半受訪的80後父母認為，生育孩子的目的是“為了增添家庭的生活情趣”，“養兒防老”觀念僅排行第六。《編者按》也指出80後父母偏向接受西方家庭育兒觀念及在網絡上取經，從另一方面看，這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大趨勢使然。
但80後的獨立僅停留在思想層面，在經濟方面仍依賴父母余蔭，這也影響到他們的婚姻生活。第三章的《編者按》就指出80後的離婚之中，十居其九都是由其父母牽線，越是“啃老”(依賴父母)的80後，其婚姻也越不穩固，第四章關於徐剛的例子，就是一個因為“一子政策”而令父母為兒子擇偶的典型故事。對80後來說，天大的事都有父母“撐住”，甚至育兒也一樣。第五章甚至講述了80後父母因為工作關係而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長期照顧的故事，他們的爺爺奶奶通常生活在農村，不單令這些80後父母的孩子遠離城市教育，更對父母缺乏親切感。
全書最後一章有點奇怪，編者健吾找來一些80後的電台主持、歌手，還有他自己作了分享，讀者也許會猜測編者是否要襯托出前面講述內地80後的“蒼涼”生活？其實香港80後也不見得很超脫或很成功，但香港80後的意義，不管是“少數”還是“多數”都值得內地80後參考。少數者，走著相當于鄧小樺所說的“(以藝術)改變(文化沙漠的)現實來保守自己”的文藝青年之路。相反地，我們從健吾的少年C故事中，也會發現在多數掙扎于工作和社會的80後青年群中，也有好些在香港中學這樣環境下仍可以一起討論《東周列國志》、《紅樓夢》或《1984》的同學，他們後來卻選擇成為理財顧問，且接受了那種職業的價值觀，成為商業社會的支柱。當然，還有一些游走于大衆和小衆之間的“80後青年”，例如咤咤903電台主持陳強，在一份商業化的工作之上，還可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關心有著各種經歷的聽衆。
誠然，演藝事業、文字及藝術創作並不是現實生活的解藥，但涉及了人們在公共領域的溝通，如果我們仍然相信個人化的社會仍能透過在公共領域的溝通來解決現代人的精神生活問題，那麼它們仍是有作用的。在香港80後的社會運動中，我們看到一種溝通的要求，這並不表明香港80後比內地80後強，卻暗示著一種分享及解決問題的契機，相信這也是兩位編者出版本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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